斯坦福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Michele Gelfand解释说，八卦是人类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特征。无论何时何地，每个人似乎都会这样做。“你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它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都很流行。人类学家认为，它是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中心。” Gelfand说。然而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八卦是令人费解的。“八卦需要一个人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会泄露可能非常有潜在价值的信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八卦会演变为一种适应性策略。” 她说，“这对八卦者来说有什么好处？”

为了探索八卦的社会演变，Gelfand组建了一个多学科的团队，由马里兰大学博士生Xinyue Pan领导，成员还包括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员Vincent Hsiao和UMD计算机科学名誉教授Dana S. Nau。在最近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篇文章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八卦者具有进化优势，不仅因为他们传播有关人们声誉的有用信息，还因为他们可以使人们表现得不那么自私。

“八卦对社会进化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会传播有关人们声誉的信息，并且可以帮助这些信息的接收者与更好合作的人建立联系。” Gelfand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别人的声誉，他们也会开始注重自己的声誉，因为不希望自己成为未来八卦的对象。这样就可以阻止他们做出某些自私的行为。”

Michele Gelfand说：“八卦总是贬损性的观念“挤占了我们对八卦积极本质的理解”。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违背常理。许多人，尤其是美国人，都认为八卦通常会贬低或破坏社区的凝聚力。Gelfand说，这种误解“掩盖了我们对八卦的积极本质及其在社区合作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的理解”。然而，她的团队确实发现，只有当八卦者的信息比较准确的时候，合作才会蓬勃发展。

Gelfand和她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模拟人们如何八卦的进化博弈论模型，在其中观察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该模型由虚拟的“代理人”组成，他们使用六种既定策略中的一种来确定他们如何与邻近的其他代理人交换八卦。每次交换后，代理人将决定是否继续其最初的策略或改用邻居的策略。“我们在这个模型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策略。” Gelfand说，“回报最高的策略更有可能被他人学习或效仿。”

虚拟八卦者如何生存

在对模型进行了数千次迭代后，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虚拟代理人中的八卦者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蓬勃发展：在所有模拟中，90%的代理人最终都成为了八卦者。Gelfand和她的合著者得出的结论是，八卦者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多，是因为它们具有“传播声誉”和“威慑自私”的双重功能。如果人们知道有关自己行为的信息正在与他人分享，就会变得更加愿意合作。反过来，他们在已知的八卦者面前会表现得不那么自私，这给八卦者带来了进化优势。

一般来说，代理人们采用的策略是要利用八卦来保护自己或利用他人。到模拟结束时，有近60%的代理人采取了“剥削”策略，而另外18%的代理人则采取了“机会主义”策略。但是，八卦的演变缓和了这些常用的方法，代理人对他人的看法越来越敏感，变得更愿意合作，最终达到了更高的合作率。

“机会主义”代理人就说明了这种动态。Gelfand解释说，这些注重声誉的人“非常有策略：当他们得知另一个代理人是八卦者时，他们就会与对方合作，否则他们就不合作。” 机会主义者与八卦者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八卦者帮助机会主义者提升了声誉，而机会主义者则增强了八卦者对自私行为的威慑力。她说，通过这种方式，“机会主义代理人和八卦者可以共同进化，因为他们需要彼此。”

“机会主义代理人的名声不太好，总被认为有点鬼鬼祟祟。” Gelfand说。“但事实上，他们确实为民众提供了很多帮助。如果没有很多机会主义者，就不会有很多流言蜚语，反之亦然。”

Gelfand指出，这一发现“很难通过大规模、长期的实验来证明。” 博弈论模型使得观察整个种群在几代人中的变化过程成为可能。它还可以调高或调低某个参数，例如代理人交互的频率以及他们共享的信息量。“我们可以操纵流动性，也可以操纵网络结构的其他方面。” Gelfand说，“这在真人实验中很难做到。”

Gelfand指出，在该领域收集更多数据可以完善本研究中引入的理论，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检验。然而，虚拟八卦者的演变表明，现实中的人们可以将一些经验应用到他们的沟通策略中。“如果你是一个八卦者，那么人们也都会知道这一点。” Gelfand说，“这可能会让他们特意与你进行更多合作。这可以成为一个优势，当然前提是你因为传播的内容准确而享有良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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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家认为，搜索广告具有侵入性，甚至具有欺骗性—用户必须容忍这种干扰，以换取免费访问搜索引擎的机会。其他人则认为搜索广告是一种便利，通过为用户提供附加信息以及轻松访问与其兴趣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来增强搜索体验。斯坦福商学院营销学副教授Navdeep Sahni表示：“搜索广告的效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媒体上发表了很多正面和负面的观点。其实，这是一个需要用数据来回答的问题。”

Sahni现在拥有了这些数据。Sahni和22级博士生Charles Zhang（当时是斯坦福商学院研究生，专注于定量营销研究）在广泛使用的美国搜索引擎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现场实验，从真实用户和真实广告中获得了这些数据。尽管人们对搜索广告对广告购买者的功效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该实验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规模以及对广告对使用搜索的用户所具有的价值的实证研究。

这些在2017年5个月时间内收集的数据，包括了近300万独立用户向搜索引擎提交的查询结果。在进行实验的两个月内，有一半的用户看到的搜索结果会包括出现在页面顶部和中间的正常数量的广告。这些广告通常被称为主线广告。“每当有用户进行查询时，” Sahni解释说，“搜索引擎就会使用一种专有算法，对可能出现在结果中的每个广告进行评分。只有那些质量超过一定预设阈值的广告才会被放置在主线位置。” 这些广告在页面上最明显，并且具有最有效的定位。

在同样的两个月内，搜索引擎通过调整其广告评分算法，使另一半用户在其搜索结果页面中看到的主线广告变得更少。“实验提高了该算法的预设阈值，使17%原本会获得主线位置的广告被推到了页面一侧不太明显的位置。” Sahni解释道。

广告增值

通过分析实验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搜索引擎使用情况，Sahni和Zhang发现，看到较少主线广告的用户似乎对其搜索体验并不会更满意。相反地，当主线广告数量减少时，他们对搜索引擎的使用就会减少。搜索引擎使用率的下降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下降趋势会持续下去。

总体而言，搜索广告对用户来说具有积极效果……这与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相悖，即广告是用户被迫为访问搜索网站而支付的高昂费用。
– Navdeep Sahni

“我们采用了显示偏好的方法，即假设人们会在喜欢某产品时更多地使用它，而在不喜欢时更少地使用它。” Sahni说，“基于此假设，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与广告存在时相比，当广告从搜索结果中被删除时，用户对搜索引擎的喜爱度更低。”

支持这一发现的是，使用搜索引擎频率最低的用户和使用多个搜索引擎的用户的使用量下降尤其明显。Sahni说：“他们原本应该是最有可能因积极刺激而增加使用量的人。然而，当广告被搁置时，他们实际上是减少搜索引擎使用量最多的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发现呢？当研究人员发现主线广告是以那些未包含在搜索结果中的新的独特网站为特色时，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广告是额外的相关信息可以被添加到搜索结果中的一种有效方式。” Sahni说。此类搜索广告可能解决了搜索引擎结果的一个普遍问题：高质量的搜索结果想要出现在搜索排名中并攀升到顶部需要一定的时间。

“由于规模不够大，在一个新网站刚刚开始运营时，搜索引擎很难判断它是否足够好。” Sahni说，“因此，它们往往依赖于一种间接的衡量标准：反向链接，即链接到新网站并将流量引向该网站的其他网站的数量。反向链接越多，新网站在搜索引擎眼中就越好。”

然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并且会导致搜索引擎和新网站背后的创业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搜索广告为创业者提供了一种缩小搜索结果和搜索用户之间差距的方法。“优质网站会发现做广告是划算的，因为当搜索用户访问这些网站时，他们更有可能完成交易，从而抵消广告支出。” Sahni说。

总体而言，Sahni和Zhang的研究结果表明，搜索广告对于用户来说并不都是烦人的，而是搜索结果的一个有用的功能。“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搜索广告都很好，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Sahni总结道，“在需要提醒大家关于仅依赖于一个样本的所有常见警告的前提下，我们的观点是，总体而言，搜索广告对于用户以及可能被搜索引擎忽略的网站所有者来说可以具有积极效果。这与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相悖，即广告是用户被迫为访问搜索网站支付的高昂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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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ett说：“愚蠢是天才的代价。”Barnett是斯坦福商学院Thomas M. Siebel商业领导力、战略和组织学教授，也是斯坦福杜尔可持续发展学院的教授。长期以来，他一直专注于研究在组织中如何产生创新。他最近的研究课题就是，一些听起来不切实际的想法如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危机。“

说到底，人们对于事物发展的预测能力是很差的。” Barnett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一个想法能不能成功，这意味着组织需要将失败的尝试视为实现重大突破的必要步骤。领导者必须创造一种鼓励非传统观念的文化。“有些想法很可能是愚蠢的，但如果它们是正确的，就会成为天才想法。” Barnett说，“创造了很多愚蠢想法的组织也会创造出很多天才想法。”

人们很容易将创新者视为从一开始就看清前进道路的有远见的人。但正如Barnett所说，“意外的惊喜通常比我们开始时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令人印象深刻”。为了鼓励组织更大胆地探索并更频繁地失败，Barnett希望“下一次的惊喜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比我们原本拥有的更可持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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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于近期发布了2023年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西交利物浦大学的五位学者榜上有名。

这份榜单于10月4日发布，基于各项引用指标，对全球22个领域的600多万名研究人员进行了排名。这些指标包括科研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区分自引和他引），过去一年的研究产出和整个职业生涯的研究产出等。

西浦理学院的Johannes Knops教授、设计学院的王锐教授、西浦-集萃学院的文辉清教授在“终身科学影响力”和“年度科学影响力”两个榜单中都排到了全球前2%。

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学院的Jasmine Kah Phooi Seng（成嘉佩）教授和理学院的Faez Khan博士在2023年“年度科学影响力”榜单中名列前2%。

西浦助理副校长（科研）马飞教授表示：“西浦致力于创造创新和支持性的科研环境，以此持续推动世界级的科研。西浦为所有致力于追求高质量学术研究的学者感到骄傲。”

来源 ：Ioannidis, John P.A. (2023), “October 2023 data-update for “Updated science-wide author databases of standardized citation indicators””, Elsevier Data Repository, V6, doi: 10.17632/btchxktzyw.6

（记者：Catherine Diamond 翻译：廖一梅 编辑：石露芸）

西浦五位学者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最先出现在。

最近，斯坦福商学院推出了名为“探路者”的新项目，为大三、大四学生和连读硕士生提供一个机会，学习专门为他们所设计和教授的商业课程。目的是让来自不同专业的本科生有机会了解关于组织、市场、决策和领导力等方面的概念，并向他们展示如何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职业生涯中。

“我们相信斯坦福大学可以为本科生提供广泛的文科教育。” 学术事务高级副院长、Robert A.和Elizabeth R. Jeffe教授兼组织行为学教授Jesper B. Sørensen说道，“我们希望通过开设‘探路者’项目，发挥自身优势，重新构想商学院应该如何与将去改变世界的本科生互动。”

事实证明，这个刚刚开设的项目已经很受欢迎：今年秋季开设的三门课程在开放报名的24小时内就被同学们报满了。

Peyton Klein是一名大三学生，主修人类生物学，他正在学习由Botha-Chan经济学教授Garth Saloner教授的《从创始人到首席执行官：初创企业和老牌企业的战略管理》课程。Klein表示，该项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通常的本科生课程以外，有机会直接受教于商学院的顶尖教授。”

Klein补充道：“作为一名对商业战略着迷的学生，我很高兴能够深入研究案例并与各行业的领导者接触，以更好地了解战略领导力，因为它既适用于他们的公司也可以适用于我自己的公司。”

为学生提供的广泛福利

看到学术知识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曾为Lynn Jurich带来了新的机会。她是斯坦福大学02届校友以及斯坦福商学院07届校友，现任斯坦福商学院讲师、Sunrun Inc.联合创始人兼联合执行主席。她曾在本科学习阶段，选修了一些斯坦福商学院的课程。

“当我从本科毕业时，这些课程使我能够在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领域找到了一份工作。” Jurich说，“如果我没有接触过商学院的课程，就不会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她是一个校友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该委员会正在为“探路者”项目提供建议。

学生将学习的基本商业原理，能够在所有行业、职能和学科领域为他们提供帮助，甚至对于那些不追求传统职业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比如，律师总有一天需要独自开展他们的业务。” 00届MBA、Figtree Partners管理合伙人兼校友委员会联合主席Andy Ballard说道，“即使你希望成为一名老师，拥有一些商业背景也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学生将学习的基本商业原理，能够在所有行业、职能和学科领域为他们提供帮助。

Sørensen表示，斯坦福大学完全有能力将学术培训与职业发展结合起来。“这一挑战正是斯坦福商学院的强项，这要归功于我们长期以来设计和提供的那些成功将学术理念与实际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课程。”

今年秋天开设的其中一门课程是《金融、公司和社会》，由George G.C. Parker 金融和经济学教授Anat Admati教授，探讨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

“这些都是我们正需要探索的重要话题。” Jurich说，“如今，人们对不平等现象存在很多担忧，许多机构也都因此受到质疑。” 学生们对该课程的兴趣也很浓厚。

“作为一名公共政策专业的学生，我知道金融机构和企业在政治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并不完全理解这种情况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 大四学生Jamie Hamilton说，“我对有机会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企业和金融机构如何影响社会感到兴奋，并相信自己在这门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将填补我本科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空白。”

“探路者”项目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开设的课程还包括《货币和支付的未来》、《三重底线：管理可持续价值创造》、《游戏、决策和谈判》、《人工智能驱动的企业：进化、重生还是死亡？》以及《企业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衡量、分析和披露》。

目前，“探路者”项目既不是主修专业，也不是辅修课程，这些课程也没有预先批准计入专业学分统计（尽管学生可以请求将其计入专业学分统计）。

双向道路

学生并不是“探路者”项目的唯一受益者。教授本科课程将使商学院的教授们能够利用他们在领导力、管理和创业方面的专业知识探索新的主题，并从本科生的观点中受益。

“本科学生常常充满热情并敢于质疑。另外，有机会紧跟新一代的想法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Jurich说，“一切都变化得如此之快，在斯坦福大学，我们希望成为一所可以在各方面都保持领先地位的优秀商学院。”

除了开设相关课程，“探路者”项目还将包括一些课外活动，例如嘉宾演讲。斯坦福商学院执行董事兼营销总经理Ryann Price表示：“我们正在测试教师想要教授的内容、学生想要学习的内容以及商学院在为斯坦福大学其他学院提供教育机会方面的最佳位置之间的市场契合度。” 

如果“探路者”项目试点能够取得成功，一个更全面的方案可能会在2025年秋季启动。

“斯坦福商学院拥有令人惊叹的资源，知识在这里被创造，人们在这里接受思维方式的培训。” Ballard说，“这是一个可以利用该学院的丰富资源并将其开放的绝佳机会。我认为，在不改变文科或科学教育核心的前提下，尝试涉足这一领域，可能会给本科生带来巨大的好处。”

来源：斯坦福商学院

斯坦福商学院试点“探路者”项目—为本科生提供商业教育最先出现在。

“Biden总统经常说，美国可以用一个词来定义：可能性。” 白宫在一份提名获奖者的新闻稿中说道，“那些获得这些奖项的人，通过突破可能的界限体现了美国的承诺。这些开拓者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来解决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并为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社区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

Cioffi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Hitachi America名誉教授，教授电气工程研究生课程。他于1986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并于1991年休假期间创立了Amati Communications公司，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DSL调制解调器。

“简单地说，我就像是一位宽带高速公路的铺路者。” Cioffi说，“我的工作类似于找到了让汽车—信息、数据、视频、音频等—运行得更快、更平稳的方法。”

Cioffi在回到斯坦福大学后，继续研究能够传输尽可能多的数据的方法。2003年，他创立了Adaptive Spectrum and Signal Alignment (ASSIA)公司。现在，ASSIA已拥有500多项专利，开发性能优化互联网技术并向全球电信提供商授权。他仍在该公司担任兼职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

Cioffi以前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同事，他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他们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非常优秀的学生，现在的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发现了我所有的错误并改正了它们。”

Cioffi说：“他曾在大约十几家由他以前的学生经营和/或创立的公司担任董事会成员。“

他还对斯坦福大学的长期顾问表示了感谢；他的妻子Assia和在斯坦福大学读二年级的女儿Lorraine与他一起在白宫接受了这一享有盛誉的奖项。

此前，Cioffi曾在2019年获得了由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颁发的通信和技术领域的女性辅导奖，于2018年入选了消费者技术协会名人堂，于2014年入选了互联网协会名人堂，并且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他还担任了马可尼学会的董事会成员以及PHYTunes公司的董事会主席。Cioffi拥有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以及伊利诺伊大学电气工程学士学位。

尽管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Cioffi的目光仍着眼于未来。“信息交流是当今的基本需求。” 他说，“我最兴奋的就是如何才能继续让它变得更好—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领域，因为总是会有新的东西需要解决。”

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奖章是根据1980年《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案》设立的，于1985年首次颁发。该奖章旨在表彰美国的创新者，他们的远见、才智、创造力和决心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并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今年的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奖章的其他获得者还包括：Syngenta Biotechnology公司的Mary-Dell Chilton；匹兹堡大学和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Rory A. Coop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Ashok Gadgil；佛罗里达大学的Juan E. Gilbert；3D Systems公司的Charles W. Hull；Kiswe Mobile公司的Jeong H. Kim；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Steven A. Rosenberg；南加州大学的Neil Gilbert Siegel；麻省理工学院James G. Fujimoto和Eric Swanson；以及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David Huang。

来源：斯坦福商学院

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名誉教授John Cioffi荣获美国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最先出现在。

在成为企业领导力专家之前，Charles O’Reilly曾在美国陆军服役过五年。在那里，他目睹了好与坏的领导者之间的明显区别，并意识到领导者对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会有多大的影响力。

O’Reilly现在是斯坦福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他说，在军队的那段经历激发了他对领导力的兴趣，尤其是对“自恋”型人格的迷恋。“比如Theranos的Elizabeth Holmes或者是Uber的Travis Kalanick，这些原本在媒体口中‘会改变世界‘的人，最终却毁掉了他们自己最初创建的公司和很多人的生活。”

虽然这些非常自恋的首席执行官可能只是极少数，但他们备受瞩目的丑闻表明，高管的个人特质和价值观有多么重要。O’Reilly与斯坦福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博士生Xubo Cao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Donald Sull在最新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这个想法，该论文旨在了解公司领导者的个人特质会如何影响其公司的文化和绩效。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是，技能和经验固然很重要，但是公司领导者的个性特征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O’Reilly说，“公司的文化和战略需要相互契合，因此领导者的个性也需要契合。”

O’Reilly 和他的合著者通过使用自然语言算法对财报电话会议的数据进行分析，评估了300多家公司的共460位首席执行官的性格。然后，他们又分析了120万条Glassdoor网站上公司员工对领导者的评价，以计算公司的企业文化，包括协作、执行和绩效等各种因素。结果显示，首席执行官的个性与公司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具体来说，研究者通过“Big Five”模型来分析各位首席执行官的性格，该模型共衡量开放性、宜人性、尽责性、外向性和神经质五项基本个性特征。研究发现了模型中的每个特征与公司文化的九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由Sull及其同事于2019年确定）。外向或善于交际的首席执行官与敏捷性、协作和执行力相关，和蔼可亲或值得信赖的首席执行官则与灵活性和内部关注相关，而高度认真或注重细节的首席执行官所领导的公司通常不太重视敏捷性、创新以及（有趣的是）执行和结果的文化。

执行职能

“领导者的个性特征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对公司很合适，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完全行不通。”
-Charles O’Reilly

尽管从整体上看，外向性和随和性对公司文化具有最积极的影响，但没有哪一种首席执行官的人格特质组合是完美的。这五项个性特征的每一种组合都各有利弊—增强一种特质就会导致另一种特质的削弱。这意味着首席执行官的理想性格特质，很大程度上其实取决于他们的公司。

O’Reilly说：“领导者的个性特征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对公司很合适，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完全行不通。比如说，一位思想非常开放且富有创造力的领导者，对于以创新为战略的公司来说可能会很适合，但对于非常注重成本和渐进式积累的公司来说，可能就会很糟糕。” 例如，一家时尚服装公司可能会因为拥有一位高度开放和创新的领导者而受益，但一家银行就可能会因为拥有一位注重按章办事的人而受益。

这一概念与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该研究显示了不同行业的独特个性特征。金融和保险行业的领导者往往都不太随和、利他和妥协，而医疗保健行业的首席执行官则正相反。制造业的首席执行官往往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责任心，而科技行业高管的责任心就相对比较低。

之前的一些研究也曾将“Big Five”模型应用于对企业高管的分析，但O’Reilly的研究使用了大型的跨企业样本，来更深入地研究首席执行官如何将其个性融入到整个公司的文化中。这一机制相对简单，O’Reilly说，高管们会树立某些行为榜样并鼓励员工效仿。他解释说：“如果成功人士都是这么做的，那么如果你想成功，你也必须这么做。”

对此，Cao引用了他自己与学术导师的经历作为例子。“他经常以非常有创意的方式解决问题。我试图去效仿这一点。” 他说，“但是，有时我会因为陷入了一个新颖的创意想法中，而忘记对细节给予足够的关注。”

管理企业文化

一家公司能否有效利用其文化和战略之间的联系，可能意味着生存与崩溃的区别。在一篇相关论文中，Cao、O’Reilly和Sull一起观察了CEO的个性与创新之间的有效联系，发现开放性与以创新为导向的文化具有最显著、积极的关联—这是能够适应变化的公司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

O’Reilly将Blockbuster和Borders视为两家因缺乏创新文化而失败的公司。“如果他们有善于调整的领导者，本来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他说，指的是他们因为无法适应人们媒体消费方式的变化而破产。“想想沃尔玛公司。沃尔玛现在已经涉足到了医疗保健领域，而且通过他们的店面经营医疗保健服务，就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者能够同时玩两种游戏—既擅长在大型商店销售大量商品，又可以同时进行其他方面的实验。”

O’Reilly发现，企业文化并不是一种抽象的、随机的品质，而是一种完全可控的资产。但是，首席执行官能否利用它来提高绩效、效率、员工满意度、团队活力和寿命则是另一回事。在对1,300多名高管进行的调查中，92%的人都回答说改善公司文化会增加公司价值。那么，如果他们并没有忽视企业文化的力量，为什么没有更加重视它呢？O’Reilly说，答案其实很实际：因为他们还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处理。

“首席执行官们都认同文化对于公司的成功很重要，但他们还有很多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他们有日常业务要处理，产品利润要担心，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 他说，“因此，尽管首席执行官已经了解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但绝大多数人并不特别擅长管理文化。”

来源：斯坦福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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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曾为某些自己很少访问的电影网站或从未阅读过的报纸支付过月费，你就会知道，很多注册了包含自动续订条款的订阅账户的人，常常会连续为产品或服务付费数月或数年，即使他们并没有经常使用它。

就像运动或静止的物体一样，消费者也会受到惯性的影响—他们总是倾向于保持现状而不去采取行动。斯坦福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副教授Navdeep Sahni说：“众所周知，人们不会经常更换自己的汽车保险或手机运营商。这正是由于消费者的惯性所致。” 

一些公司设计的产品，利用了这种消费者不愿改变和取消未使用订阅合同的惯性。这乍一看似乎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可以锁定更多客户。但是，从长期来说，强制付费用户自动续订真的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吗？根据Sahni最近的研究，答案是否定的。

Sahni与巴黎HEC商学院的Klaus Miller以及芝加哥布斯商学院的Avner Strulov-Shlain一起，接受了欧洲一家大型报纸出版商的邀请，帮助他们研究如何能够提高其订阅量。他们着手调查了消费者在面对自动续订合同和自动取消合同的不同情境下，对自己行为倾向的认识程度。在一项为期两年的实地实验中，他们共跟踪了超过200万潜在的报纸订阅者。当读者在用完免费的文章阅读数量后或在点击非订阅者无法阅读的文章而遇到付费墙时，研究人员将每个人随机分配到了八个实验组之一。

这八组用户分别获得了自动续订或自动取消的订阅合同、为期两周或四周的订阅优惠，以及0欧元或0.99 欧元（略高于一美元）的订阅价格。Sahni和他的同事们，在接下来的24个月内跟踪了这些实验参与者，调查他们是否选择以某种方式订阅了该报纸的付费阅读服务。

读者更喜欢自动取消合同

研究人员发现了显著的惯性。有近半数接受了自动续订合同的人，最终为他们并不想要的订阅服务付费。这些潜在订阅者中，有超过40%的人不知道自己会这样做，尽管他们有72%的可能性不会在指定月份取消自动续订合同。而另一方面，拥有自动取消合同的人在看到选项时很少续约。

尽管如此，研究人员发现消费者其实是老练的—许多人会先发制人，不采取行动。有至少58%的人不会签订他们不想接受的订阅合同，而有24%到36%的潜在订阅者在获得自动续订合同后的头几周内都没有订阅报纸。

“人们普遍认为，企业可能会利用自动续订合同等方式剥削消费者并赚钱。” Sahni说，“不过，有一件事不太引人注目，那就是消费者会预计到自己以后可能会有这种惯性，并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考虑到这一点。”

“自动续订合同在实验初期确实看起来效果更好。但如果你向读者提供自动取消合同，会有更多人愿意尝试付费订阅。”
– Navdeep Sahni

研究人员注意到，自动续订合同在实验初期确实可以通过增加报纸订户数量而获得回报。虽然一开始选择自动续订合同的人较少，但在前四个月内，那些拥有自动续订合同的人的订阅率比拥有自动取消合同的人要高20%。该报纸出版商从新订阅者那里获得的收入也因自动续订合同而增长了21%。

然而，在一年之后，拥有自动取消合同的人的订阅率变得更高，自动续订合同和自动取消合同为出版商所带来的收入相当。在两年大关上，自动续订合同带来的任何好处全都消失了—该报出版商最终因其自动取消合同获得了更多的订阅者。

总体而言，研究人员确定，由于自动续订合同优惠，该报纸在两年内的新订户数量减少了10%。浏览历史数据显示，选择了自动续订合同的订阅者也很少阅读报纸。

“明天我就退出”

调查结果挑战了一些关于如何吸引和留住订户的常见假设，例如让消费者更难取消服务将提高利润的想法。对于仅分析了几个月数据的公司来说，可能会认为自动续订合同才是最佳选项，并因为这个错误的结论而感到盲目自信。

“自动续订合同在初期看起来确实更好。” Sahni说，“但如果你提供自动取消合同，更多人会更愿意尝试付费订阅。因此，这是最终可以获得更多回报的战略。”

尽管人们容易产生惰性，但消费者是老练的，最终会找到摆脱自动续订合同的方法。Sahni说，监管机构在决定是否介入以遏制潜在的剥削性商业行为时，可能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除了可能预料到自己未来不会采取行动，消费者也应该意识到订阅新平台或服务的陷阱，尤其是当最初的报价看起来很优惠时。“有时候，消费者会低估自己的惰性，因此没有做出足够的纠正。” Sahni说。

GSB观点｜自动续订合同并不是留住客户的好方法最先出现在。

你上一次乘坐Uber、入住Airbnb或在Etsy上买东西时，有没有想过这些平台会与向你销售产品和服务的人分享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斯坦福商学院研究员Kostas Bimpikis和Giacomo Mantegazza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他们研究了在线市场中信息共享的影响，这些市场在2022年共创造了约400亿美元的销售额。他们特别想知道，平台如何决定发布或保留有关需求的数据，以及这对买卖双方有何影响。

“当我们在考虑应该如何设计一个市场平台时，大部分的讨论通常都围绕在如何定价和如何简化交易流程以减少摩擦上面。” 运营、信息和技术副教授Bimpikis说，“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平台如何才能最好地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分享它所拥有的信息，比如需求信息。”

传统观点认为，当买卖双方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时，市场才能发挥最佳作用。但对于同时面向供需双方的交易平台来说，如果发现有增加利润的潜力，就有动机不与用户分享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而是可能会选择战略性地隐瞒一些信息。

Bimpikis以用户用来销售手工制作和定制设计产品的网站Etsy为例。他说，该网站“可能有关于特定类别需求的信息—比如定制桌布或圣诞树装饰品—并且需要决定如何与商家分享这些信息。” 如果平台通知卖家某件商品的需求量很大，这些卖家可能会生产更多的商品，增加供应并降低价格。这样做虽然可以增加销售数量，但却减少了网站获得的佣金总数，因为佣金通常是商品销售价格的一定百分比。

面对类似的情况，平台可能会选择不透露其对市场当前状态的了解。“我们发现平台在某些情况下会隐藏一些信息以保护自己的利润，但这样做最终会伤害到消费者的利益。” Bimpikis说。

信息的交易市场

“我们关注信息共享，因为这是一个平台可以快速推动并根据不同市场条件进行调整的杠杆。” 运营、信息和技术专业的博士生Mantegazza说，“信息是一个有些被大家忽视的灵活工具。”

Bimpikis和Mantegazza设计了一项基于模型的研究，以了解平台如何与卖家共享有关预期需求的信息，以及这反过来又会如何影响卖家是否愿意在平台上销售他们的商品或服务，以及销售量是多少。正如Bimpikis解释的那样，研究人员在该模型中采用了利润最大化的平台视角：“平台是市场两方之间的中介，并会按照自身利益行事。我们并不认为所有平台都会以这种方式行事，只是希望说明平台的信息提供政策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时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影响。”

“我们发现平台在某些情况下会隐藏一些信息以保护自己的利润，但这样做最终会伤害到消费者的利益。”
– Kostas Bimpikis

该模型确认，当平台会对每笔交易收取佣金时，可以通过共享或隐瞒信息来提高自己所获得的回报。Mantegazza说：“该平台如果看到某件商品的需求会很高，但却告诉卖家它没有很好的预期，就可以使该产品维持较低的库存量，从而保持高价格，以获取较高的利润。”

如果平台发现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库存量较低，也可能会向卖家隐瞒该信息，以激励更多卖家提供该商品。“这将会增加他们的利润，因为即使需求很低，在平台上销售该产品的人也会比其他情况下多。” Mantegazza说。

“平台可以通过决定如何共享信息，在需求高时从高价交易中受益，在需求低时从更多交易中受益。” Bimpikis说。

减少信息披露的代价

这对平台的消费者来说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

一方面，当平台对卖家隐瞒关于高需求的信息时，他们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会扼杀竞争并限制供应。另一方面，当平台不分享关于低需求的信息时，买家又可以从中受益，因为他们有机会参与到很多原本可能根本不会有的交易中去，Bimpikis说。

这些发现对于与这些数字市场平台相关的三方—平台所有者、卖家和消费者—都意味着什么呢？

Mantegazza建议，消费者应该要了解这些幕后动态及其影响。“他们应该知道平台可能会利用信息来优化供应并获取更高利润。” 他说，“平台当然可以使用它们想要的杠杆，但也应该知道可能会有一些反弹。如果它们在短期内让消费者处于不利的位置，那么从长远来看，就有可能会失去他们。”

与此同时，卖家也应该警惕仅依赖市场平台获取有关预期需求等市场因素的信息。Mantegazza说：“如果他们还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市场情报，或许能够形成更准确的观点并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

Bimpikis补充说：“商家还应该认识到，无论平台向他们提供什么信息，竞争对手也会得到同样的信息。因此，如果他们被告知对某种产品的需求量很大，那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应该将所有生产转移到该产品上，因为可能每个卖家都在这样做。” 这强调了卖家必须为自己着想，并尽可能使用更多的信息制定策略的观念。

最后，Bimpikis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市场平台垄断了关于谁在买卖什么的信息。“平台可以利用他们掌握的信息为自己谋取利益，但这并不总是会带来双赢的结果。”

来源：斯坦福商学院

GSB观点｜数字市场平台有动机让卖家蒙在鼓里最先出现在。

在本次访谈中，John Cochrane谈到了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之间的关系、滞胀—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以及美联储在管理经济健康方面的作用。

其中，Cochrane与我们讨论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人们对经济衰退的了解和误解，高估和低估，以及为什么从大局着眼很重要。相比于目前用于衡量经济衰退的季度增长率变化，大家应该更多地关注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

此外，Cochrane说，会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其实并不完全清楚，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他还谈到了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理论和财政政策的作用，以及人们应该关注的其他因素，如劳动力参与率，即就业或积极寻求就业的人数（而不是关注失业率，即失业或没有在找工作的人数）。

Cochrane专门从事金融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并于最近撰写了一本关于通货膨胀的书《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

为保持简洁和清晰，我们对本次采访进行了编辑。

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似乎已经笼罩了数月，甚至数年。为什么美国还没有陷入衰退？

有人可能会说，对经济衰退的恐惧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这就像疾病一样，对经济衰退的恐惧本身并不会导致经济衰退。

人们（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对经济衰退都有哪些了解和误解？

我们知道经济衰退会发生，而且似乎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每次经济衰退看起来都很相似。整体经济和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活动都会下降，而不像一场只影响某个地区的暴风雪或是某个行业（如科技）的繁荣。耐用品、投资、房地产以及用于融资的东西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而服务业和非耐用品（食品）的跌幅要小得多。就业率下降，失业率上升。

经济衰退通常发生在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1933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1973年和1979年的货币或信贷政策大幅收紧以及石油市场的动荡，还有1929年和1999年的经济繁荣周期的结束。但这些通常都只是放大的因素，而不是完整的原因。因为也有些时候，这些事件并没有导致经济衰退。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经济衰退？

导致经济衰退并推动了这些机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直颇具争议。很多企业都同时倒闭的事实证明了凯恩斯主义“需求不足”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为什么人们有一天醒来时就突然想要减少消费？为什么全国各地都会出现一样的情况？经济肯定比一维的“刺激”理论所描述的要更为复杂。

“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在几年内使收入下降5%。但长期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抵消掉这些变化。”

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是一些企业扩张而另一些企业收缩的自然动荡。像2008年的那次衰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并不会全都搬到拉斯维加斯，所以需要停止在那里继续建造房子。而1999年的那次衰退，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的第一轮发展结束了。现在看来，这一轮互联网的发展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随着对无限增长的大额赌注的落空，随着人们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经济至少会出现放缓。

即使是2008年和1929年著名的经济衰退，在金融恐慌之前也表现出了明显的经济活动放缓。金融恐慌至少部分是由于增长放缓引起的。正如我们现在在科技领域看到的那样，押注了多年持续增长的高风险公司突然贬值。如果银行对这些业务的风险敞口过大，反馈就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人们对经济衰退还有哪些误解？

人们还误解了失业的本质。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大多数人也能相对较快地找到工作。真正的问题是劳动力参与率，也就是无论经济状况好坏，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数都在下降。

“经济衰退”是指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的阶段。但在“经济衰退”结束后，我们仍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收入低、失业率高的“困难时期”。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定义经济衰退，应该是根据GDP的低水平和失业率的高水平，而不是经济增长率来判断。

大多数人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夸大经济衰退的影响，尽管它的确是痛苦的，但对大局影响并不大。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能确实会导致收入在几年内降低5%。但长期的经济增长将使这种波动相形见绌。按2012年的美元价值计算，人们在1950年的平均年收入只有不到15,000美元，而现在是60,000美元。这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目前，经济增长的停滞才是我们的大问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比年增长率要更重要。经济衰退是痛苦的中断，但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

几个月前我曾问过John Taylor这个问题，现在也很想知道你的看法：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美联储必须积极提高利率以结束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通常情况下，通货膨胀在经济衰退时会缓解，在经济繁荣时会加速。美联储正是在利用这种效应，因为引发一点经济衰退是它目前唯一的工具。（或者可以说，通货膨胀其实是来自于财政政策的影响，而美联储被要求抵消通货膨胀。）但这并非总是如此。有时我们会出现滞胀，即经济衰退伴随着通货膨胀同时存在。这在全球其他地区比在美国更为常见。陷入困境的国家—通常包括政府的财政困境—往往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还要面临通货膨胀问题。而这种状况可能也会很快出现在美国。

目前令人担心的是，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在努力抗击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会过度收紧货币和信贷，导致经济陷入衰退。事实上，这原本就是他们行动的主要目的。美联储影响经济活动的标准做法就是设法减缓经济增长，将其推向衰退，特别是减缓依赖廉价信贷的部分经济增长，而这种经济放缓会降低通货膨胀。我们希望美联储可以增加足够的衰退力量来抵消通货膨胀，但也不要过度偏离从而导致经济衰退。与此同时，许多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也有可能会出错。利率上升给那些希望永久免费借贷的企业带来了很多财务问题。

其实有很多时候，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通货膨胀是由新冠疫情流行造成的一次性财政井喷引起的。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不好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如果没有额外的财政井喷，通货膨胀将会慢慢缓解，而不需要美联储像我们在1980年代初期所看到的那样引发经济衰退。如果美国恢复强劲的供给侧增长政策，那也会有所帮助。但我也可能是错的，糟糕的冲击肯定会发生。

如果世界其他地方（例如欧元区、英国或中国）出现衰退，是否会出现任何溢出效应？

是的。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其他国家遇到的麻烦也会对美国造成溢出效应。

来源：斯坦福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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